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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的未来是“文明冲突”,还是“天下大同”

未知 2019-05-12 13:01

在中国实现经济崛起后的今天,世界的未来格局已经逐渐明朗。有两条路线已经摆在世界面前,一条是西方路线,一条是中国路线。西方路线可以用“文明的冲突”来概括,是一条文明冲突的路线;中国路线可以用“天下大同”来概括,是一条天下大同的路线。

目前,这两条路线已经正面交锋,中国当然是天下大同的中国路线的代表,而美国则是文明冲突的西方路线的代表。当下日趋激烈的中美竞争和冲突,究其实质,就是事关人类未来格局的两条路线之争。如果中国胜利了,未来的世界将走天下大同的中国路线,未来的世界也将是天下大同的。如果美国胜利了,未来的世界将走文明冲突的西方路线,未来的世界也将是文明冲突的。

有分析人士将当下的中美之争定性为“文明的冲突”,这貌似很深刻,实则是错误的。因为“文明的冲突”这一概念是基于西方文明的世界观,以西方文明的视角看世界,世界就是文明冲突的。但是,中国文明却拥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,是“天下大同”。以中国文明的视角看世界,世界就是一个天下,天下就是大同的天下。

同时,“文明冲突”和“天下大同”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范式,其思想基础和基本理念都是不同的。文明的冲突是西方思维范式,而天下大同则是中国思维范式。

在文明冲突思维范式中,是以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为基本单元的,认为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是人类社会中独立的主体,也正是因为如此,才会出现不同的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主体之间的冲突。

而在天下大同思维范式中,却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是人类社会中可以独立的主体和单元,而只以独立的个人为主体和基本单元,超越个人的任何形式的集团、群体都不能是独立的主体和单元。之所以要天下大同,并非主张用一种文化、文明去强行统治天下人,强迫天下人按照某一种文化、文明的标准去生活,而是认为天下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,天下人都遵循自己之本心去生活,天下自然会出现大同的秩序。

“天下大同”的基础是人心人性,简称“心性”,是心性基础上的大同。进一步说,在“天下大同”思维范式中,真正的独立主体是个人的心性。现代意义上的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,只是个人心性发挥的外在效果,构成外在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,不是独立的主体和单元。

作为外在的行为和生活方式,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当然也会有所不同,但对其进行判断和归类只有一个标准,就是正确还是错误,合理还是不合理。具体来说,正确、合理与否的标准则为是否符合人的本然、自然之心性。符合人之本然、自然之心性的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就是正确的、合理的,否则就是不正确的、不合理的。

因此,正确、合理的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只有一种,就是与人自然心性相符合的,其他的都是不合理的。这就是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“一本”。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根本、本性,既然是根本、本性,一定只有一个,而不能是两个(二本)。人的本然心性,最为人类心性之根本,也只能有一个,而不能有两个。因此,与人类本然心性相符合的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也只能有一种,只有这一种是正确的。

中国传统所讲的“华夷之辩”、“夷夏之防”正是基于这一点。“华夏”即是中国文明、文化,也是“礼乐”、“礼仪”的文明、文化,是以人的本然心性为基础的,与人的本然心性相符合的,是正确、合理的;“蛮夷”则为中国之外的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,是不符合“礼”的,不与人之本然心性相符合的,也是不正确、不合理的。

“天下大同”就是天下将共享同一种秩序,同一种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,这一种文化就是“礼乐”文化、中国文化。但是,这种观念又与现代所说的“文化中心主义”或文化上的“单极化”有本质的不同。

“文化中心主义”,无论是“西方中心主义”,还是“中国中心主义”,以及文化的“单极化”、“多级化”,这些概念和理念都是基于西方文明,都是基于“文明冲突”思维范式的,都是以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为社会中独立的主体和基本单元,而不是以个人、个人心性为独立主体和基本单元。

当下的中国学术也西化了,是一种西化学术,其思维范式也是西方的,从而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些西式的概念、理念,以“文明冲突”的思维范式去看世界,以“文化中心主义”或“非文化中心主义”的,以“单极化”或“多极化”的概念去观察和描述世界。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,这些概念都没有能力来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。当中国的学者、中国人使用这些概念时,就已经陷入西式思维,入了西方文明的套。当下整个中国的学术界,以及主流精英的思维,都深陷这一套中而无法自拔。

尽管“文明的冲突”是当代欧美人所提出的新观点,但是,却可以代表整个的西方思维和西方路线。历史地看,西方文明的确是“文明冲突”的,典型地表现就是以宗教为单位冲突和战争。亨廷顿提出“文明冲突”的观点,并非思想创造,而是对西方历史的总结,西方的历史的确是文明冲突的历史。

再次强调,在我的文章中,“西方”不是指狭义的欧美,而是指中国之外的所有文明。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最东端,从文明起源的角度看,中国之外的所有文明,都在中国以西。欧美人眼中的“近东”、“中东”都在中国西边,都是属于西方文明。同样,中亚、南亚也在中国以西,也属于西方文明。印度在古代的中国就是“西天”,因此《西游记》说唐僧师徒是去“西天”取经。

之所以将中国之外的所有文明统称为“西方文明”,不仅仅因为是地理区位原因,更主要的原因在于,究其实质看,西方文明的确可以归为一类,中国文明则独自成为一类。即是说,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文明可以分为两类,一类是中国文明,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。中国文明是“心的文明”,西方文明则是“物的文明”。

“心”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概念,也是一个抽象概念,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抽象,是对人的思考活动本身的抽象。“心”是思考认知主体,人的一切思考认知活动都是由“心”所发出。但是“心”不是一个有形的生理器官,与心脏没有任何关系,而是一个逻辑推导结果,一个抽象。既然人拥有思考认知能力,那么理应拥有这样一个器官,所有的思考认知活动都是由其所发出,于是就发明一个概念叫“心”。也就是说,“心”的存在时功能上的、逻辑上的,也是虚拟的。

“心”是一个思考认知主体,同时也是人的主宰和本质。“心”天然具备思考认知能力,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叫“义”、“理”、“义理”、“道”、“道义”、“性”,这些不同概念实质上是在指同一个东西。与“心”相对应的概念是“物”,是人心通过思考认知能力对物所做的呈现。人能够感知的物,一定是通过“心”的。如果没有人心,没有人心所具备的思考认知能力,“物”是什么样子,就无法想象,就是王阳明所说的“寂”的状态。

“物”无法脱离人心的思考认知能力而单独存在,因为人所感知到的“物”的特征,都是经过心的思考认知能力所赋予的,如果没有人心的赋予,“物”究竟是什么样子,无法确知。

中国文明自文明伊始,就拥有明确的“心”的概念,也是以“心”为主体和本位的,而“物”则是“心”的思考认知结果。但是,西方文明自古至今都没有真正认识到“心”的存在,而错误地把作为人心思考认知结果的“物”当成独立存在,且以“物”为本位。

在宗教时代,“神”只是人的一种思考认知结果,也是一种“物”,大师西方文明却错误地将这种“物”当成绝对外在于人而独立存在的,而且具备圣神权威,甚至认为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支撑者,对其进行崇拜。在现代文明中,尽管破除了神,但是却又错误地认为“客观世界”、“客观规律”是象神一样,可以脱离人心而独立存在。其实,“客观世界”的各种属性,都是来自人心的思考认知能力,为这种能力所赋予。

在宗教时代,西方文明以神为本位,信仰神;而在现代文明,则是“客观世界”、“客观规律”为本位,信仰客观的物质,以及支配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。其实,无论是神,还是客观世界,都是“物”。西方文明之所以一直以“物”为本位和中心,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力能够认识到“心”的存在,建立“心”的概念。因此西方文明都是“物的文明”,以“物”为关注的核心,而中国文明则是以“心”为关注的核心,是“心的文明”。

西方文明中的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概念,实际上也是一种“物”,也正是因为,西方没有真正独立的“心”的概念,才错误地将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当成社会中实体性、主体性的东西,当成社会的基本单元,因此,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成为一个活动实体,人类社会也就是由各种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所构成,而且它们之间会产生相互的冲突,即由亨廷顿所总结的“文明的冲突”。

也正是因为西方文明秉持“物逻辑”去看待世界,秉持“文明冲突”的思维范式去看待世界,以致西方文明的历史也的确是“文明冲突”的,最典型的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单位是宗教,“文明的冲突”也就表现为宗教之间的冲突,甚至残酷的战争。多神教与一神教之间,一神教不同的教派之间,最典型的就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。即便基督教内部,伊斯兰教内部,不同的派别之间依然有冲突。

亨廷顿提出“文明的冲突”,也正是以宗教为文明的基本单位的。他将整个世界分成三大块:基督教单元、伊斯兰教单元、中国儒家单元。认为未来的世界就是这三大单元之间的“文明的冲突”。

超越亨廷顿认知能力的是,中国的儒家与基督教、伊斯兰教有着本质不同,中国儒家是“心为文明”,所秉持的世界观是以心性为基础的“天下大同”观,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是“物的文明”,所秉持的世界观则是以宗教(文明、文化)为基础的“文明冲突”观。

因此,当今世界的冲突并非“文明的冲突”,而是思维范式的冲突,或者世界观的冲突,也是事关人类未来的两条路线的冲突。西方的“文明冲突”是一个思维范式,一个世界观,也是一条路线,中国的“天下大同”则是另一个思维范式,另一个世界观,也是另一条路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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